顾东辉:新冠肺炎抗疫的国家整体应对和社会工作参与

发布者:杨洁发布时间:2021-01-27浏览次数: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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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荐语

本次推荐的是我院顾东辉教授发表在《危机应对与社会治理》一书中的内容《新冠肺炎抗疫的国家整体应对和社会工作参与》。

本期导读

2021年1月23日是武汉封城整整一周年。如今,经过一年多的抗疫,我们取得了疫情防控的决定性成效,也为控制眼下的散发疫情积累了丰富经验。学界也从多个角度分析、总结国家在应对疫情方面的经验教训。抗疫的战役,既有国家整体应对的“举国同心”,也有来自社会基础社会工作的“涓涓细流”。


新冠肺炎疫情是遍及全球各地并影响国际大局的严重传染疾病,也是70多年来我国出现的防控难度最大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在抗疫过程中,中国因新冠肺炎的早发力控先止而成为备受关注并应予探究的特殊案例。

中国的新冠肺炎抗疫过程大致分三个时段。第一时段源于武汉出现新冠肺炎病案,2019年12月31日的《武汉市卫健委关于当前我市肺炎疫情的情况通报》是其重要标志。在此期间,党政领导纷纷出马,应急会议不断召开,全国上下协同应对,用一个多月时间初步遏制疫情蔓延势头,用两个月左右时间将本土每日新增病例控制在个位数以内。经过艰苦抗战,全国疫情得以总体控制。第二时段始于2020年3月中下旬,抗疫之战开始转型,入境人员成为重点防控对象,疫情相关人员开始成为分级服务对象,直接关联人士的全人复康得以启动,单位复工复产稳步开始,各地防疫等级纷纷降低,民众生活逐步回复正常状态。第三阶段以2020年6月中旬新冠肺炎的北京偶发为标志,境外输入低位绵延,局部地区疫情突发但随发即控。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得以统筹推进,生产生活秩序快速恢复。新冠肺炎的中国抗疫行动,铸就了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的抗疫精神,中国精神、中国力量和中国担当在其中也得以充分展现。 

国家整体应对(national holistic intervention)是新冠肺炎抗疫的中国行动特色,社会工作(social work)业界在其中有积极参与。笔者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也以多种形式参与行动,面对抗疫之战,特别关注如下问题: 在中国,新冠肺炎抗疫的国家整体应对是怎样展开的?社会工作业界在其中如何参与?不同行业在其中如何协同?


01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的复合困境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了亿万家庭。关于此疫对相关人士的影响,笔者在《社会工作在抗疫中的专业参与》一文中指出,新冠肺炎的涉疫人群包括紧急服务人群、应予服务人群和转段新增人群,前者如在院病人、疑似患者及其家属,中者如滞途人士、一线救护的医护人员、参与事务的各类人员、自助应变的社区居民、其他病人及其家属,后者如入境人员、海关和机场工作人员、转运服务人员及其家属。从社会工作的“人在场境中”(person in environment)框架审视,前述涉疫人群呼应了框架中“人”的维度。疫情破坏了人境平衡,改变了自我生活和人际互动,需求不足因此成为大家各自面临又须共同应对的现实困境。

从“场境”维度审视,市场、社会和国家的不同主体也遭受严重负面影响。在市场场域,虽然某些网上会议服务企业绝境铸剑并因疫而生,但是许多工商单位不能良好运行,面临生存压力,更遑论实现积极发展。在社会场域,服务组织在抗疫过程中需要直面技术增能、恰当参与、开发资源和维持生存等现实问题;在抗疫胜利之后,还面临国家资源预支的后遗症,对赖以生存的外来资源能否“报复性”获得感到迷茫。在国家场域,党和政府一方面要统筹各方和稳住大局,另一方面又需整合资源并适时应变,还面临日常工作与危机应对、国家利益与群体利益、国家-社会-市场如何兼顾的两难困境。

从SWOT结构审视,少数主体基于自身优势(S)把握了机会(O),如某些网上服务公司的逆境而发;不少主体因自身不足(W)而无法面对挑战(T),如某些企业和行业被淘汰出局;有些主体把握机会后积极增能以补自身不足,有些主体依托自身优势推动场境因素的优化。无论出现上述哪种情况,新冠肺炎疫情都影响了人、场境及其互动,人境失衡给人和场境不同主体带来了复杂多元的困境。


02 新冠肺炎抗疫的国家整体应对

国家整体应对,传统说法是“在党和政府领导下,统一思想,整体谋划,顶层设计,举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集中力量办大事”。其基本特征是面临世界级或国家级的特别重大任务,依赖强力主体的领导,以国家利益为最高目标,统一思想、整体谋划、顶层设计、集中或调配全国有限资源。新冠肺炎抗疫精神中的“举国同心”就体现了国家整体应对的深刻内涵。   

国家整体应对是古今中国的常见行动。在公共卫生领域,有1949年抗击鼠疫、1955—1962年抗击天花、1955年抗击血吸虫病、1957年抗击亚洲流感H2N2、1988抗击甲肝、2002年11月—2003年6月抗击非典和2019年12月以来的抗击新冠肺炎;在灾害救治领域,有2008年汶川特大地震的救灾重建;在体育领域,有奥运金牌战略;在民族解放领域,有近代中国的救亡图存;在国家建设领域,有“两弹一星”计划、“五年计划”和四个现代化建设。  

国家整体应对是中国新冠肺炎抗疫的重要行动实践,表现出如下特点。 

(一) 以“大国家”为服务对象

“大国家”是将国家视为拥有语言、文化、种族、历史、领土并代表全体人民进行制度性权力运作的共同体,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类主体均是其子系统。中国抗疫之战将“大国家”视为整体,紧急服务人群、应予服务人群和转段新增人群及其因疫而生问题是其工作对象,企业复工复产、社会常态运作和宏观政治稳定也是抗疫工作的基本追求。

(二)以“全面胜利”为追求目标

国家整体应对以最广大人民利益为最高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既要抓好当前加强疫情防控重点工作,“坚决打好湖北保卫战、武汉保卫战”,“全力做好北京疫情防控工作”,“科学调配医疗力量和重要物资”,“加快科技研发攻关”,“扩大国际和地区合作”,“提高新闻舆论工作有效性”,“切实维护社会稳定”;又要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在确保疫情防控到位的前提下,推动非疫情防控重点地区企事业单位复工复产,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关系到为疫情防控提供有力物质保障,关系到民生保障和社会稳定,关系到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关系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完成‘十三五’规划,关系到我国对外开放和世界经济稳定”。可见,满足整体需求,既疏解问题的直接后果,又消除其间接影响,是新冠肺炎抗疫中国家整体应对的根本使命。

(三) 以人民中心、政府首责和共同体情怀为价值伦理

以人民中心为核心理念。疫情防控始终把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放在首位,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防控方向,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人民立场。

由政府承担关键责任。卫健系统和军队医院的医护工作者及时支援湖北,社区工作者和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分口负责,体现了体制内人员在重大事件中的一线责任。疫情蔓延时病人治疗、集中观察区成本由政府承担,体现了国家在重大危机中的底线责任。这些都彰显了我国政府应有的公共理性。   

以打造卫生健康共同体为重要追求。中国坚持价值理性,认为新冠肺炎是全人类的共同敌人,倡导打造卫生健康共同体,与WHO和许多国家友好合作,分享关于病毒、疫情和抗疫的信息,提供物资和技术援助,体现了中华“和合文化”的道德内蕴。

(四) 以“一核多元”的协同行动为方法特性

统一思想,集中领导,建立机构,顶层设计,整体谋划。2020年1月7日,政治局常委会就对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提出了要求。大年初一,决定成立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派出中央指导组,要求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充分发挥协调作用。抗疫期间,政治局常委会、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重要组织屡屡研究疫情和布置工作,中央领导也经常做出口头指示和书面批示。党中央还印发了《关于加强党的领导、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坚强政治保证的通知》等相关文件。

举国动员,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党政部门总体设计,国有企业、公立医院勇挑重担,基层党组织冲锋陷阵,广大党员、干部带头拼搏,医务工作者日夜奋战,解放军指战员奋勇当先,公安民警、疾控人员、社区工作人员等日夜值守,科技工作者致力攻关,社会科学研究者贡献智慧,新闻工作者深入一线。社会团体、基金会和民办非企业机构等慈善组织勇担社会责任,社会工作者、心理工作者、志愿者默默奉献。相关企业激发潜能,转型转产,快速生产医用物品、防控物资和生活用品。人民群众众志成城、守望相助。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和其他国家纷纷捐款捐物。

加强协同,在纵向上“上下联动”,中央政府自上而下推进,地方政府、基层组织层层落实,反馈信息,贡献力量。在横向上“前后联动”和“左右互动”,各地密切对接湖北并对口支援,不同部门和地区在人员、信息、资金、物资等方面互相支持。因此,新冠肺炎的中国抗疫体现了各级各类部门、地方和全社会参与的共同体意识和群体行动特性。


03 国家整体应对的中国特性

其实,国家整体应对也是国际社会的常见实践。近期案例如美国政府主导下的新冠疫苗研发和英国在伦敦申奥成功后投巨资备战奥运,中期案例如发展中国家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社区发展运动,远期案例如贫弱国家当年的反殖民行动。

(一) 国家整体应对的本土特色  

由于历史、文化、社会制度、政治体制、发展阶段、国家能力等方面的不同,中国的新冠肺炎国家整体应对行动与西方国家存在差异,并体现出中国特色。   

其一,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党的科学理论,保持政治稳定,确保国家始终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是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东南西北中,党领导一切。因此,新冠肺炎抗疫就自然体现出“一核多元”的本土品性。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就利于形成合力,从而从容应对各种风险挑战。

其二,秉持人民中心的理念。“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发展人民民主,密切联系群众,紧紧依靠人民推动国家发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保障和改善民生、增进人民福祉,走共同富裕道路”,是我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人民中心”理念使得国家整体应对的中国实践与“资本中心”的西方国家存在明显区别,也成为中国战胜艰难险阻的力量源泉。 

其三,成为长期行动的策略。在中国站起来、富起来和强起来的过程中,许多领域取得的重大成就进而国家走向世界舞台中央,无不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积极成果。中国的地理特性和发展需求,使得党和政府不但有完成突发重大任务的工具性需求,而且有旨在稳步发展的制度性追求。国家整体应对因此成为我国国家建设的常用模式和长期策略。  

其四,得到各行各业的认可。在中国,“集中力量办大事”既是国家战略,又是民间行动。聚沙成塔、集腋成裘、众人拾柴火焰高是由古至今的民间智慧和社会实践。与此同时,“父母官”之谓,“有困难找政府”之说,也使政府在所有主体中最得民众信任。因此,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为核心特征的国家整体应对在中国有文化基因、历史惯性和群众基础。

(二) 国家整体应对的双重功能  

国家整体应对将全国有限资源集中起来,有利于应对突发自然灾害和重大社会危机,应对前进道路上各种挑战,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突破性进展,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提升国家整体实力,助力民众美好生活,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更好发展。

与此同时,此模式能发挥行政体系和政策资源的关键作用,集中国家资源完成重大任务,但也可能带来成本较高、资源浪费、服务对象主观能动性不足等消极后果。


04 社会工作与国家整体应对的同构品性

社会工作原发于英美并继发于多地。政府福利部门和社会服务组织遵循特定价值理念,运用专业工作方法,协助有需要的个人、家庭、群体、组织、社区去应对问题和满足需求,促进其与外在场境的适应性平衡,最终促进社会公正。它是以“身心灵全人需求”(biopsychosocial whole)之“灵”为切入口,协助当事主体恢复和发展社会功能进而实现整体需求满足的职业和专业。疏解问题和促进成长的目标融合,助人自助和促境美好的方法兼顾,理论—实务—研究的行动融汇,是社会工作异于其余利他行业的重要标志。由于社会工作旨在协助人境重至平衡,社会工作者被称为“人类幸福工程师”(human happiness engineer)。

社会工作与国家整体应对有不少共性。其一,社会工作方法在国家整体应对中均有呼应。协助患者康复的个案社会工作,组织小规模隔离人员恢复常态的小组社会工作,针对大群体传输知识技术的社群社会工作,旨在公平配置捐赠资源的社会工作行政管理,决定患者治疗费用国家承担的社会政策,都是新冠肺炎国家整体应对中的可用策略。其二,社会工作的有些模式适合在国家整体应对中运用。整合社会工作(integrated approach)从“人在场境中”的整体视角出发,针对当事主体所临问题的所有因素,结合多种知识,利用多种技术,在多个层面进行干预。这就与国家整体应对的顶层设计、整体谋划、加强协同的意境相同。社会工作的危机干预模式(crisis intervention)的立即、主动、接近、有限目标、共存、期待、委身和问题解决等介入原则,也可以作为新冠肺炎抗疫中国家整体应对的重要指引。其三,社会工作的主体、对象、伦理、目标和方法等基本要素,需求评估、方案制订、计划推行和评估总结等一般过程,也可以成为审视新冠肺炎中国家整体应对的可鉴框架。


05 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的复合困境

社会工作在新冠肺炎疫情之初就关注多类对象,聚焦相应问题,开展专业服务;在此后不同时期,其工作事务又得以相应的延续、广化和深化。

(一) 社会工作的多维抗疫行动   

社会工作热心服务于因疫而困的多类人员,优先和核心帮助在院病人、疑似患者及其家属。如武汉大学“社工伴行”团队就在方舱医院开展了专门服务。补偿开展针对原有人群的专业服务。许多人群在疫情期间并未被视为服务对象,但也面临某些方面的弱势状况。具体而言,涉及滞途人士、一线救护的医护人员、参与事务的各类人员(包括隔离场所工作人员、社会工作者、社区工作人员、交通管理人员、相关公职人员、志愿者等)、自助应变的社区居民、其他病人及上述人员的家属。如上海市社会工作者协会的“安馨计划——新冠疫期远程心理支持紧急援助行动”就为有需要的医护人员、一线工作人员、社区工作者、患者和疑似患者、家属、普通市民开通了免费咨询热线,适时启动针对新增人群的相关服务。在境外人士不断涌入的转段时期,除了新冠肺炎患者、疑似患者及其家属之外,入境人员、海关和机场工作人员、转运服务人员及其家属就成为社会工作的新增服务对象。上述三类人员当初均属于社会工作的潜在服务对象,适度覆盖、梯次兼顾是社会工作的应有策略。

社会工作积极应对服务对象的相关问题和需求不足。在抗疫之战中,社会工作首先应对上述人员的“身心灵”问题,如体质下降、疾病发生、精神紧张、灾后恐惧、人际关系受损等。社会工作也关注他们的基础准备不足,如疾病和防控的知识不足、生活资料和防控物资的短缺、经济形势导致的收入不足等。社会工作还关注他们的日常生活事项,如儿童照顾、孩子学习、老人护理、个人学习、疾病康复等。当然,社会工作并非万能,基于自身实力和当时当地情况,恰当应对可操作问题,正是社会工作专业伦理的要求。     

社会工作灵活运用多类助人利他的工作技术。首先,面对因疫而困人群,社会工作五大策略得以全部使用。一是以个人为对象,开展健康指导、心理支持、抗病协助、危机干预、临终关怀、哀伤辅导等直接服务;二是以小团体为对象,组织互助群体、支持小组、成长小组等,并基于团队动力而疏解关注对象的困境;三是以社群为对象,开展各类心理支持、抗疫知识培训、医疗政策咨询、社区治理参与等相关工作;四是聚焦服务行政,参与抗疫方案的顶层策划,链接、募集和发放各类资源,联络卫健委、民政局、街镇社村等相关各方,开展抗疫效果动态评估,进行媒体宣传等;五是建议医疗保险安排,倡导抗疫成本支付政策,促进医疗政策优化,呼吁相关立法等。其次,专题教育、实务研究、社会倡导等工作也纷纷开展。前者如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针对在地服务社会工作者的防疫知识网上培训,中者如湖北暨武汉市社会工作联合行动小组在服务启动前的工作对象需求研究,后者如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中国社会工作学会、全国MSW研究生教指委进行的“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2·23’讲话精神,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继续发挥社会工作专业优势”的倡议。

在抗疫之战的转段和后续时期,社会工作者正由后台走向台前,服务对象正由重点拓到全面,实务方法正由线上为主转为线上线下兼顾。

(二) 社会工作参与抗疫的专业优势

社会工作是一个专业,“拥有理论体系,需要规范训练,体现特殊权威,具有伦理守则,拥有自我组织,得到社会认可”。  

做可行之事是社会工作的实践智慧(practice wisdom)。疫情期间,无论是全国层面和省市层面的社会工作行业组织、高校社会工作学科,还是社会工作实务机构,多采用线上服务和间接服务为主。这是社会工作疫情应变的理性选择。多年前,笔者就呼吁修正“有困难找政府、有困难找警察、有困难找社工”等“施助者全责万能”的口号偏误。基于此理念,笔者在新冠肺炎疫情之初就提出“进入主流系统、主担在地任务、吸纳强者参与、从事擅长事域、保证自我安全”的社会工作参与原则。根据此情此景,做好可行之事,帮忙而不添乱,既是疫情应对的基本要求,也是专业伦理的基础要求。 社会工作专业优势已在抗疫中得到关注。2020年2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提出“要发挥社会工作的专业优势,支持广大社工、义工和志愿者开展心理疏导、情绪支持、保障支持等服务” 。

社会工作专业优势有多元表现。王思斌认为:“社会工作的专业优势是指社会工作作为一个专业区别于其他专业或行业的,在其服务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能有效地促进工作、达致期望效果的专业行为特点……反映在社会工作服务的诸多环节和过程之中……可以表现为社会工作职业的整体特点,也表现于同其他专业和行业的合作之中。”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中国社会工作学会和全国MSW教指委在给“全国社会工作者和高校社会工作学科师生员工”的倡议书中提出,要“积极参与在地抗疫后续工作的顶层设计,继续开展针对病患及各类人员的心理疏导、情绪支持、保障支持及其他实务,勇于承担抗疫行动的行政事务,致力倡导有据可行的后续对策,助力工作对象积极自助,推进场境因素不断改善”。这些内容就呼应了社会工作的方法特色和服务特性。

社会工作作为专业活动,应该扬己之长。社会工作的对象是身心灵的“灵”,既应该体现与(回应“身”需求的)医疗服务和(呼应“心”需求的)临床心理不同的角色,又应该发挥与国家场域的行政管理和公共政策、市场场域的企业社会责任不同的功能。从而,在主体上,实现行动者与研究者的统一;在目标上,达成疏解问题与助人成长的融合;在方法上,开展人境共变;在伦理上,隐含整体理性。

当然,具有专业优势并不表明社会工作高于其他行业。在抗疫之战中,社会工作、社区工作、志愿服务、慈善工作、公益行动的行动纷纷出现。这些行动既然名称不同,自然存在差异。其一,社会工作与社区工作有所不同。在中国,社区工作属于国家场域,管理重于服务;社区工作者则体现职业身份,与岗位有关。社会工作属于社会场域,重在提供服务;社会工作者呈现专业特性,与技术相关。其二,在社会场域内部,社会工作重在体现助人自助的技术特性,志愿服务主要彰显自愿参与的主体特性,慈善工作旨在凸显助力弱者的对象特性,公益行动主要呈现惠泽公众的目标特性。本质上,上述助人利他活动并无高低之别,在法理上平等,在实践中融汇。


06 各行各业在新冠肺炎抗疫中的协同合作

在抗疫参与乃至其他事务中,目标导向是当事主体必须关注的重要议题。事实上,民众在日常生活中均有工具理性,他们主要追求问题解决而较少关注施助主体与施助过程。与此同时,无论是国家场域的政府,还是社会场域的服务组织和市场场域的工商企业,也都以协助工作对象的具体目标达为核心追求。既然不同行业均关注目标达成,不同主体的携手合作就有了现实基础。

(一) 不同主体在抗疫中可以各自参与

新冠肺炎抗疫并非某类主体或某个行业的单独任务,而是各行各业、全国上下乃至世界各地的共同责任。在中国抗疫之战中,除了医疗诊治、心理咨询、社会工作等专业服务之外,私人场域、社会场域、国家场域和市场场域的各类主体也均参与行动,并在国家整体应对中进行了协同合作。

其一,民众个体或群体通过多种形式参与抗疫。一是自助。自助隐含着相信自身的价值、潜能、可变等伦理理念,也体现了个人面对问题时应尽的首要责任。新冠肺炎抗疫期间,民众遵守政府动态出台的抗疫规定,依靠自身保障日常生活,应对自身及家人的体质下降、疾病发生、精神紧张、疫中恐惧、对外互动等身心灵问题,从而维持了自己和家庭的基本需要。二是助人。社会有弱者,利他很必要,力助他人也是人类的基本特征。抗疫期间,民众开展邻里互助,志愿承担小区、交通道口的防疫检测事务,参与政府统筹的资料发放、信息统计等相关事务,协助企业赶产防疫用品。从而,体现了大国民众应有的个体公民责任和社群意识。

其二,场境系统的相关主体也贡献智慧并积极行动。党政部门的整体统筹和各自参与,这在前述的国家整体应对部分已有说明。工商企业体现了社会责任,捐资捐物、加大力度进行防疫生产、尽快进行复工复产等是常见形式。社会组织在抗疫中有许多利他行为。其中的社会工作参与已在前述第五部分作出说明。与此同时,慈善活动、公益行动、志愿服务等利他助人行为在新冠肺炎抗疫中也极其丰富。可见,不同场域多类主体的单位公民责任在新冠肺炎抗疫中都有很好体现。

(二) 各行各业在抗疫中应该携手合作

不同行业的抗疫合作有其逻辑基础。一是有相同发源。新冠肺炎期间民众面临的各种问题,本质上都是某个维度的需求不足乃至贫穷。应对基本需要不足或舒缓贫穷,正是各类利他行动的原始动机。二是有相同框架。各类实践行动至少表现为相互联动的五大要素,以及依次展开的四个阶段。三是有融通体验。在三大场域中,国家和市场可以融合,如国有企业;市场与社会可以交叉,如社会企业;社会与国家可以合作,如政府背景慈善组织。上述场域及其主体也与民众个人或民众群体紧密相关。

精诚合作是各域多业抗疫协同的理想需求和现实要求。细而言之,每个利他行业要平视尊重他方,汲取他业之长,积极自我增能。与此同时,既然各业平等、目标相同、异涵同构,就应该在国家整体应对的总体战略下,基于本领域又超越本领域。在党政部门统筹下,不同主体基于公民责任,协同应对。在本行业主导的抗疫行动中,科学吸纳他方力量,进行互补服务。在此过程中,注重自我增能,助力他业发展,优化多方联动,应该是实现新冠肺炎抗疫乃至其他重大任务胜利的良好基础。


07 扩大国家整体应对抗疫经验的正面效应

新冠肺炎抗疫中国家整体应对有不少成功经验,也有一些工作不足。习近平总书记的“2·23”讲话指出,“在这次应对疫情中,暴露出我国在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等方面存在的明显短板”。 

新冠肺炎抗疫的既有不足应该致力弥补。要尽快完善相关的行政、政策和法治体系,提高应对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和其他重大危机事件的能力。要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创新体制,发挥市场优势,引导社会力量参与,依托先进技术,科学统筹,优化机制,集中力量,精准施策,兼顾目标实现与经济效益,逐步减轻成本较高和资源浪费问题。要回归性倡导自力更生的社会文化,激发服务对象的主观能动性。要在总体布局和顶层设计时更多地吸收行政领导、科技精英之外的社会经济行业专家和战略科学家参加,以更好地直面“大国家”的整体需要,更合理地组织各方力量和调配各类资源,并在应对行动中进行科学的过程评估和动态微调。国家整体应对虽然长于应对突发重大事件和重大战略任务,但是,预防为主,发展为先,自助为首,把问题解决在成灾之前和萌芽之时,预防与治疗兼顾,目标与过程并重,应该是积极合理的应变之道。   

新冠肺炎抗疫的中国经验应该“一般化”(generalization)。要进一步提炼抗疫经验,并根据公共卫生事件、自然灾害、重大社会危机、国家整体安全领域的特性,形成相应实操方案,以更好应对未来的可能事件。要基于“天下一家”理念,体现大国责任,既对中国人民生命安全负责,也对全球公共卫生事业尽责,提炼超越文化和国情的普适经验,将其稳步演绎到其他国家和地区,以更好地促进人类健康共同体乃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   

综上所述,重大天灾和突发社会事件在中国乃至世界各地时有发生。受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的人员和组织并非只有单一需要,而会面临复杂多元困境。在中国,无论是目标导向还是过程取向的国家整体应对,党和政府可以创新制度,制订政策,统筹行政和协调资源,发挥关键功能和使能角色,助力其他主体的增能进步。社会工作要发挥理论、研究、实践的融合旋进优势,在各自提升和集体增能中与其他助人利他行动互动共进。此外,市场要发挥优势,优化资源配置;民众和当事主体要自力更生,积极利他。在强力主体统筹下的各行各业相互协同,既是中国特色,也可供他地参鉴。


(全文及注释参见《危机应对与社会治理》第45-61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年12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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